从一起“租机贷”无罪辩护案，看诈骗罪的罪与非罪边界

文/张家豪律师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级律师

“张主任，我就是帮资金周转不灵的客户，介绍他们去正规平台租手机、再卖给正规手机店换成现金。平台是真的、手机店也是真的，客户自己从头到尾也清楚这套流程，怎么就成了诈骗？”

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两年助贷行业风险集中爆发的一类新型案件——“租机贷”。一批公司和从业人员，因为撮合客户“租机—卖机—套现”，被以诈骗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我先把结论摆在前面：我们正在办理的这起案件，我认为不构成诈骗罪。

判断的关键，在于客户是否真的被“骗”了，公司是否真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两个问题，恰恰是诈骗罪罪与非罪的两道闸门。

一、交易模式拆解：从“一条龙”到“双主体”的2.0版本

要看懂这类案件，先要把交易模式讲清楚。现在的租机贷，已经不是早期那种一个人、一家公司从头包到尾的“一条龙”模式，而是升级成了“资金放款＋手机回收”双主体分工的2.0版本——出钱、出租的是一方，回收变现的是另一方，中间还有一个负责牵线撮合的居间公司，两套合同、两条资金流，看起来确实绕。

具体到我们这个案子，交易可以拆成六步：

第一步，居间公司在网上发布“无需资质、利息低”的贷款广告，吸引有资金需求的客户。这类客户往往征信存在瑕疵，在银行等正规渠道很难获批贷款。

第二步，业务员推荐客户到一家正规、知名的租机平台，租用一台全新手机，这台手机市场价大约一万元，平台与客户签订正式的租机合同。

第三步，按照平台规则，客户先支付一年的租金；一年之后，如果把手机还回去，双方权利义务了结；如果不还，就需要再支付一笔买断费，把手机买下来。

第四步，客户要的本来就是钱、不是手机，居间公司便介绍一家合作的手机回收商，是正规的手机门店，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大约七千元）把客户刚租来的手机收走。

第五步，客户拿到大约七千元现金，融资目的就此达成；回收商每收一台手机，另向居间公司支付两千元介绍费，这是公司的收入来源。

第六步，手机已经卖掉，客户一年后无法还机，只能支付买断费；租金加买断费分两年合计大约一万三千元。

算一笔账就很清楚：客户到手七千元，两年要还一万三千元。这就是“名为租机、实为借贷”，本质上是一笔高息借款。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后面的辩护逻辑——哪怕整体被认定为借贷，也不当然等于诈骗。

二、控方入罪逻辑：诈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是什么

案子是怎么爆发的？部分客户后来还不上钱，或者认为自己当初没有被充分告知，就投诉、报案。办案机关一查，认为整个公司是打着“租手机”的幌子，诱骗客户签合同、背高额债务，于是以诈骗罪立案。控方的逻辑是：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所谓正规平台、正规回收商，都只是障眼法，目的就是骗钱。

那么，法律上认定诈骗罪，到底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一个完整的诈骗犯罪，必须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因果链：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被害人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同时，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条链条上任何一环断裂，诈骗罪都难以成立。而我们的辩护，正是从“错误认识”和“非法占有目的”这两个最核心的环节切入。

三、无罪辩护第一辩：客户并未“陷入错误认识”

诈骗罪的第一道闸门，是被害人是否真的陷入了错误认识，而且这个错误认识必须是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所引起的。

在我们这个案子里，客户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自己是去租一台手机、再把它卖掉、拿到现金，而这笔钱以后是要还的。他对“租手机、卖手机、拿钱、还钱”这一整套流程，是明知的、清醒的。客户的目的也十分明确，就是把手机变成现金，他不是被谁蒙在鼓里，才签下那份合同。

更关键的是，交易中的平台是真实存在的正规、知名平台，回收商是真实经营的正规手机店，合同是真实签订的，手机是真实交付的，客户也确实拿到了七千元现金。这里既没有虚构主体，也没有虚构标的，不存在“无中生有”的欺骗。

这里要特别澄清一个常见误区：很多人认为，既然是“名为租机、实为借贷”，把借贷包装成租机，就当然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其实混淆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名为租机、实为借贷”，首先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如何定性的问题。即便法院最终认定当事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是借贷，评价的也只是合同性质和利息是否受保护，而不当然意味着行为人构成刑事诈骗。民事活动中存在一定的包装、安排，与刑法上足以使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的“欺骗行为”，并不能简单画等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十大典型案例中，赵明利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当事人虽有提货未及时结算的行为，但履行了正常手续、持续支付货款、有积极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从未否认事实、也未逃匿，因此不能认定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主观上也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最终改判无罪。这个案例的核心启示，就是要厘清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四、无罪辩护第二辩：公司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如果说“错误认识”是客观要件的核心，那么“非法占有目的”就是主观要件的核心，也是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分水岭。

我们先看资金的实际流向。客户的租金、买断费，是支付给正规租机平台的，居间公司从平台那里分文取不到；居间公司唯一的收入，是回收商支付的介绍费，每台两千元；而客户则实实在在拿到了七千元现金。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公司没有“空手套白狼”。它提供了真实的信息撮合服务，客户拿到了真实的资金，回收商完成了真实的收购，整个交易有对价、有闭环。一个真实的、客户也认可的融资服务，很难说公司是在“非法占有”谁的财产。

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历来强调综合判断，要围绕项目真实性、资金去向、归还能力等客观事实来认定，而不能仅凭当事人事后还不上钱就倒推其当初具有诈骗故意。

这一点，也可以借助“套路贷”的认定规则来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9〕11号），“套路贷”与民间借贷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是为了到期按约收回本金、获取利息，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不会实施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意制造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行为。该意见还明确，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形成虚假债权债务的，不应视为“套路贷”。

反观本案，有真实的资金交付、真实的平台与回收主体，公司没有虚增债权、没有制造虚假流水、没有恶意制造违约，收入也只是合理的居间介绍费，与“套路贷”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特征明显不符。

五、双主体模式的责任切割：不能以“模式复杂”推定共谋

这类2.0模式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辩护点：参与主体多、结构复杂，不等于各主体之间存在共同诈骗的通谋。

在双主体分工下，租机平台、回收商、居间公司各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业务范围。平台负责出租并收取租金，回收商负责收购手机，居间公司负责信息撮合，彼此的合同、资金、责任相对独立。

而刑法上认定共同犯罪，要求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也就是事前或事中的通谋，不能仅凭业务上有关联、有合作，就推定各方具有诈骗的共同故意。是否明知他人实施诈骗仍提供帮助，需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撑。

对居间公司而言，其核心义务是如实、充分地向客户告知交易信息，而不是为平台和回收商的全部行为兜底。在没有证据证明居间公司与其他主体存在诈骗通谋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其实际参与、实际作用的范围来评价责任，而不是把整条链条的行为都归到它身上。

六、程序与证据：37天黄金期如何争取不批捕

目前我们这个案件，正处在刑事诉讼的关键救援窗口。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最长为三十日，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这就是实务中常说的“37天黄金救援期”。

这个阶段的辩护，重点是向检察机关充分呈现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的事实和证据。我们重点梳理和运用了几类材料：

一是证明交易真实的证据，包括平台与客户的电子合同、租机及回收的流程记录；

二是证明客户明知的证据，包括客户的沟通记录、告知确认材料，用以说明客户对整套流程清楚、自愿；

三是证明资金闭环的证据，包括资金流水、介绍费的收取记录，用以说明公司没有非法占有客户资金；

四是证明公司真实经营的材料，包括营业执照、业务台账、合作协议等。

我们的目标，是在审查逮捕环节争取不批准逮捕，进而变更为取保候审，把人先“救”出来，再为后续的不起诉或无罪处理打下基础。

【本文作者】

张家豪律师，现任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级律师，长期专注重大经济犯罪、诈骗罪及重特大刑事案件的有效辩护，曾参与多起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及疑难复杂案件。在助贷与融资中介领域，他长期聚焦租机贷、套路贷、民间融资等模式的刑事风险，对 "名为租机、实为借贷" 的交易定性、欺骗行为与被害人错误认识之间的因果关系、非法占有目的的综合判断等核心问题，具有系统、深入的实务积累。

辩护中，他坚持以客观证据为核心，围绕资金流向、电子合同、告知记录等材料开展质证，重点识别并破解三类常见误区 —— 以损害结果倒推主观故意、以业务关联推定共同通谋、以民事违约混同刑事诈骗，并据此开展不批捕、取保候审、不起诉及无罪辩护。近期，他带领团队办理的一起 "租机贷" 诈骗案，在 37 天黄金救援期内，通过梳理资金闭环、证明客户明知与公司真实经营，依法向检察机关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的意见；团队承办的多起诈骗案件，亦先后获得不起诉、缓刑及涉案数额大幅核减。依托全国知名刑事律所 ——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上万件刑事案件的实战积累，以及坚持十七年的团队集体讨论制度，张家豪律师带领团队集体研判、协同作战，已成功办理上百件重大刑事案件，为当事人争取到无罪、不起诉、缓刑及大幅降档减刑等有效辩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