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豪律师：历时两年，我们把“翻不了”的职务犯罪打成了无罪

文/张家豪律师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级律师

案情简介：云南某职务犯罪案，当事人面临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两项指控。张家豪律师团队将历时近两年，从主体身份、因果关系、损失认定、历史背景四个方面系统辩护，并通过向上级法院反映、推动提级管辖。最终法院认定滥用职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法院判决无罪。

为什么我把职务犯罪的无罪，称之为刑事辩护“皇冠上的明珠”？

一个干部一旦被留置、被起诉，摆在他面前的，首先是他本人经过好几个月反复讯问、一点点被磨出来的笔录；其次是周围人口径出奇一致的证言，彼此印证、环环相扣。更让人绝望的是，有时候你花钱请来的律师，都会拍着你的肩膀劝你：认了吧，职务犯罪，翻不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所有人都觉得“翻不了”的案子，我最近收获了一个含金量十足的云南的职务犯罪无罪判决，正文如下：“综上，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我想说，这不是什么运气，更不是什么偶然的个例。而是我们在近两年时间里、无数次往返云南、一场又一场硬仗，硬生生拼出来的结果。

一、临危受托：他最初，并不完全信任

我们第一次到看守所会见老黄，已经是他留置解除、移送司法机关之后一个月左右的事了。当时他被指控了两个罪名：贪污罪和滥用职权罪。而在我们介入之前，当地的律师已经一遍又一遍地劝他：认了吧，认罪态度好一点，还能争取个轻判。

但老黄心里非常坚定，他认为自己是无罪的。而且，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零口供”案件。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零口供”这三个字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分量。我明确告诉你，办案机关最依赖的，往往就是当事人自己的口供——有了认罪笔录，再配上周围人的证言，一条证据链就闭合了。可老黄始终没有给他们这份口供。没有被告人供述，控方必须拿客观证据说话，而这，恰恰为我们后来的无罪辩护，留下了最关键的一道口子。

最开始，他其实是拒绝外地律师的。他的顾虑很朴素——你们从重庆大老远跑到云南，人生地不熟，真能比本地律师更了解这里的情况吗？

所以第一次会见前，我们先是把案卷材料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会见的时候非常笃定地告诉他：老黄你这个案件，我先发表下我的看法，我认为本案不构成贪污罪，明显你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再说这个滥用职权罪，从主体身份、因果关系到损失认定，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站不住脚。这两个罪，都有打无罪的基础。

我至今记得他当时的神情。那是一种被反复劝“认了吧”之后，突然有人认真告诉他“你有可能是清白的”的错愕。

他没有急着表态，而是一连串追问了我们几个问题。

他问：“你们是重庆的律所，大老远跑到云南，到底办过多少类似的职务犯罪？”

我答：“我的团队这些年专做刑事案件，职务犯罪是主战场，手里有实打实的无罪案例、成功案例。”

他又问：“这个案子当地纪委态度非常强硬，你们真敢顶着压力打吗？”

我们答：“我团队接案子，从来都是迎难而上，越是硬骨头，越要一啃到底；越是压力大，越要敢于硬刚。正因为我们是外地来的律师，反而没有本地那些盘根错节的人情牵绊，没有那么多瞻前顾后。只要你确实无罪，该提的意见，我一条都不会少；该走的程序，我一步都不会退；哪怕前面再难、阻力再大！”

正是这一次会见，让老黄看见了我们的专业、勇气和坚毅，也看见了我们身上那股不肯轻易认输的信念。

没多久，老黄就解除了本地律师，选择全权交由我们来辩护。

今天先不说贪污罪，这个案件我们还在上诉打二审。我先来讲解老黄被指控的滥用职权罪。

二、什么是交通安全统筹？案件不仅需要法律专业，还需要懂行

纪委指控，老黄作为交通系统的领导，把一些按规定本来不该纳入的私家车、系统外一些个人的车，也放进了交通安全统筹；后来这些车里有几辆出了事故，统筹点按照条款赔了钱，办案机关就把这笔账算到他头上，说他滥用职权、违规扩大范围，造成了国家的损失。

交通安全统筹，说白了，是一种类似内部保险的风险互助机制。

参加统筹的车主交一笔统筹费，这些钱汇集成一个资金池，谁的车出了事故，就按照统筹条款，从这个池子里拿钱赔付。它不是商业保险，但干的是保险的事；它不是财政拨款，但承担的是真金白银的风险。

老黄在会见的时候说，当初我把业务做大、把家底做厚，图的是让更多车辆有个保障，这些年我自己没往兜里揣过一分钱，怎么到头来，倒成了犯罪分子？

三、无罪辩护的号角，眼看刚吹响，又哑了

完整阅卷之后，我们先是一遍一遍地找检察官沟通无罪的理由，把每一个构成要件为什么不成立，都讲得明明白白。沟通到后来，检察官一度是认可的，初步松了口：这个滥用职权罪，可以考虑拿掉。

我们把这个消息带到会见室。那是老黄被关进来以后，第一次主动追着我多问了几句，第一次，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了一点光。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点光，刚亮起来，就又灭了。

没多久，检察官突然通知：案子正式向法院起诉，两个罪，一个都没少，建议量刑10年。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案子最终上了内部的检察委员会，检委会研究决定，两个罪，都要起诉。

家属问：“张主任，他们这么坚持，背后是不是有纪委的压力？”

“确实不排除背后有压力。”

家属又问：“那…法院这一步，还有的打吗？”

我们不停地安慰他们：“我处理过的案子里，有不少，恰恰是到了法院，才真正迎来转机。这个案子，我们才正式开打。”

没想到，案子一到法院，我们就先碰了一鼻子灰。原本想抢在开庭之前，把最关键的几个问题当面跟承办法官讲清楚，法官却直接推脱，说他手上的案子堆成山，还没开庭的案子，没工夫提前听，让我们把意见都写成书面意见，开庭那天拿到法庭上去说。

我们当场就表明了态度：本案在主体、因果、损失上都存在根本性争议，绝不能等到开庭才仓促交锋；我们正式申请召开庭前会议，把争议焦点和证据问题一项一项先捋清楚。

说到这里，我必须先纠正一个特别普遍的误解。很多人以为，职务犯罪的辩护，就是当事人或者律师站在法庭上，洋洋洒洒发表一通意见，然后等着法院依法判决。如果你也这么想，就把刑事辩护看得太简单了。

我明确告诉大家，法官不是在真空里审案子。一个职务犯罪案件能走到法院这一步，背后往往是上级的关注、检察院的指控、纪委监委的调查，方方面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这种时候，哪怕你在法庭上把道理讲得再透，也很难只在法庭上、在一个承办法官手里，就得到解决。

所以我才说，光靠在法庭上喊，是不够的；真正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你还得在法庭之外，再蹚出一条路来。

四、团队作战：提前的攻防推演

在我领衔的智豪律所，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团队讨论机制：每一起重大、疑难案件，都必须召集全体办案律师集体讨论，承办人先汇报案情和初步意见，大家再从正反两个方向反复挑刺、互相反驳，直到每一个辩护点都经得起推敲。

老黄这个案子，照例被摆上了讨论桌。

会上有律师提出，仅仅反驳还不够，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主动把整个资金池多年的收支账目系统地梳理出来，用客观数据证明这个统筹点在老黄经营期间整体上是盈利的，从根本上否定“国家损失”的存在。

关于主体身份，大家也一致认为，必须把“国有参股、国有股只占小头、职工持股占大头”这一股权结构讲透，先从根上动摇“国有公司人员”的认定。

更重要的，我们会提前预判对方的反击，把不利的部分想到前面。

在会上反复推演：控方可能会说，老黄明明知道这些车按规定不该纳入，却仍然审批，主观上就是明知故犯。针对这些可能的反驳，我们一条一条提前准备好应对之策——需要提前准备好事故的偶发性、不可预见性以及行业普遍做法的相关证据，证明他既无犯罪故意，也与最终的理赔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五、法庭之外的第三条路：向上级法院反映，推动提级管辖

正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攻防推演，让我们的辩护不可能再是被动接招，而是成体系、有预案的主动出击。

会议最终确定了我们的总策略：两手准备——一手在法庭上，坚定做无罪辩护；另一手，把这一类案件的共性问题，连同我们检索到的同类案例，通过合法渠道向上级法院反映，依法申请监督和指导。

真正要向上级法院反映问题、推动一个已经起诉的案件获得更高层级的关注，需要的不仅是专业，更是勇气。

回想起办案的近两年来，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奔波。

接案之后，往返云南已经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数不清有多少次，都是凌晨四五点就起床赶飞机。印象最深的是，中途有半年时间，直飞航班被取消，我们只能改乘动车赶路，经常是去一趟，光路上就要耗掉三天才能返程。车上、机场、候机厅，都成了我们改材料、捋思路的地方。

好在一切的辛苦没有白费。

当上级法院真正关注、推动提级管辖以后，承办法官对这个案子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法官开始主动把案卷里的关键事实一笔一笔重新核实，把我们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一个一个查清楚；庭审当中，也围绕争议焦点多次追问、反复厘清。正是这份格外的重视，为最终的无罪判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四大辩护点：滥用职权罪，为什么不成立

庭审当天，控辩双方真正的交锋就开始了。

公诉人坚持认为，老黄违规扩大统筹范围、造成国家损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们没有回避任何一个事实，而是围绕四个焦点，逐一展开反驳——下面这四点，正是我们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的完整逻辑。

第一，先打主体身份：他根本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人员”。

关于主体身份，我在法庭上首先要指出控方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把“在国企上班、拿国企工资”，直接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人员”。但老黄所在的这家企业，是一个国有参股公司，国有股份只占小头，占大头的是职工持股，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一家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的企业；而他这个职务，是企业自己研究、自己下文任命的，不是哪一个国有单位委派他去的。他没有事业编制，也不靠财政供养，从头到尾就是企业的一个合同制员工，本身就不符合这个罪名的主体要求。

第二，打主观和因果关系：从“纳入车辆”到“出险理赔”，这条因果链是断裂的。

再说因果关系。控方的逻辑看似顺理成章：既然他把不该纳入的车放了进来，后来又出了险，那这笔损失自然就该算在他头上。但我在法庭上必须明确指出，从“纳入车辆”到“出险理赔”，这条因果链是断裂的——我们看他放车辆进来的目的，是为了把业务做大、把资金池做厚，让整个统筹体系运转得更稳。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希望或者预见到，具体是哪一辆车、在哪一天、出什么样的事故？不可能。因为交通事故在发生之前，永远是偶发的、随机的、不可预见的。从“把一辆车纳入统筹”，到“这辆车后来出了事故、需要理赔”，中间隔着驾驶员的行为、路面的状况、出险的概率、事故责任的认定等一大堆独立的、偶然的因素。你不能因为一辆车出了险，就倒推说，是当初放它进来的那个人，直接造成了这笔损失。

第三，打损失：这是全案最致命、也最有普遍意义的一刀。

谈到损失，在法庭上请合议庭先厘清一个最朴素、也最关键的事实：这些被纳入统筹的车辆，到底是不是白从资金池里拿走了钱？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们在进来的时候，都按规定交了统筹费；而后来所谓的理赔，也不是谁拍脑袋给的，是依据统筹合同、按照条款进行的正常赔付。从头到尾，这是一笔有收有支、有合同依据的市场行为。

那办案机关是怎么把它算成“损失”的呢？他们的算法是，拿理赔的金额，减去这辆车所交的统筹费，中间的那个差价，就直接认定为国家损失。

可我要告诉你，这笔账，从根上就错了。你仔细想，这个算法，只算了赔出去的钱，却没有算这些车交进来的钱；它把一笔依据合同本来就该支付的赔款，当成了犯罪造成的损失。可问题是，理赔这件事，本来就是统筹制度存在的意义，是这个制度设计出来要干的正事，它怎么会反过来，成了犯罪的结果？

我再把这一层讲透。保险也好、统筹也好，它的底层逻辑从来都是“多数人交钱、少数人获赔”，你要是把整个资金池的账放在一起看，把所有车辆交的钱和所有车辆赔的钱统在一起算，它在整体上是平衡的。这就是为什么，损失绝对不能挑几辆出险的车、孤立地去算，而必须回到整个资金池的整体收支上去判断。而这个统筹点，在老黄经营的那些年，不仅没有亏空，反而整体上是大幅盈利的，盘子做得很厚实。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在整体上为公家赚钱、把风险池越做越厚的业务，你怎么能说，经营它的人，造成了国家的损失？

第四，看历史背景：这是改革探索，不该被多年以后翻旧账。

当年为了解决交通运输领域的风险问题，这是一次积极的改革探索。在那个年代，职工私车参统并不是老黄一个人的发明，而是整个行业、乃至全省普遍存在的做法，上级对此是清楚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默许和鼓励的；直到很多年以后，政策才统一叫停，才把这个口子慢慢收了起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49号）里也写得明明白白：对于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企业发展而实施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意不明显、情节也比较轻、危害不大，是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的。

法律，应该留给那些敢干事、敢探索、最后却被翻旧账的人，一条真正的出路。这也是老黄撑到现在，心里最后那点念想——他不信，干了一辈子公家事，法律会不给他一个说法。

七、无罪宣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庭审结束，并没有立刻等来结果。

这一等，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那些日子，老黄和家人几乎是数着日子过的，每隔几天就来问一次，又不敢问得太急。

我们一边继续跟合议庭沟通、补充书面意见，一边安抚他们：复杂案件需要合议庭、院领导层层研究，这个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煎熬。

最终，判决下来了——滥用职权的罪名，法院最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也就是说，这个罪，被我们彻底打掉了。

老黄是在监室里最先知道结果的。那一瞬间，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自己都做好了最坏打算的罪名，竟然真的被法院亲手拿掉了。当结果传开，整个监室都沸腾了，有人拍着他的肩膀道贺，有人凑过来反复确认判决书上的那行字，还有人借着他的这束光，重新看到了自己案子的指望。

外面的家属，更是完全没有料到。这两年，他们听过太多次“不可能”，从最初家里的灯一亮就是一宿，到后来几乎不敢再抱希望，早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甚至咽下最坏结果的准备。所以当我们把“罪名被打掉了”这几个字告诉他们时，电话那头先是一片死寂，紧接着，是不可置信的喜出望外。

经常有人问我，张主任，职务犯罪到底难不难？

我跟你讲句实话，难，真的很难。它不光有控方的指控、有证据的压力，还有当事人心里那道最难跨过去的坎。但我办了这么多案子，越来越清楚一个真相：真正难的，往往不是案子本身，而是当事人，先在心里把自己放弃了。

那为什么有些律师总劝你投降、劝你认了？

不是他不想帮你，而是他没有打过这样的仗、他不敢打，他手里没有一场一场打出来的成功案例，所以他心里没底，他能给你的，就只剩下认罪这一条路。

而我们为什么敢一仗一仗地接、一仗一仗地打？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是一整个专业团队；因为我们手里，攥着越来越多这样实打实打出来的案子，这些案子就是我们的底气；更因为我们从不把路走死，在法庭上把法理讲透，在法庭之外依法反映、依法申请监督，永远在多数人看不到的地方，寻找那第三条路。

【本文作者】

张家豪律师，现任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级律师。张家豪律师长期专注于职务犯罪辩护，深耕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单位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及关联洗钱、串通投标等犯罪的有效辩护，是重庆地区长期办理监察调查、留置类案件的专业刑事律师。其辩护对象覆盖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乡科级等各层级公职人员，以及央企、国企管理人员和银行、医院、公安等系统工作人员，熟悉纪委监委办案模式与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规则、诉讼程序。

在辩护实务中，张家豪律师擅长在监察调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及重审各阶段提供全流程、节点化辩护：案件早期即介入提供法律帮助、稳定家属预期并推动解除留置；审查起诉阶段通过递交法律意见书、约见承办人员，推动涉案金额核减、罪名删减及从犯、情节认定；审判阶段围绕言词证据与客观证据的矛盾、同步录音录像、非法证据排除、犯罪未遂及跨国证据转化等关键问题开展实质质证，勇于开展无罪辩护。

近年来，张家豪律师带领团队在全国多省成功办理一批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取得多项可验证的辩护成果：科级干部历经六个月留置后无罪释放；公安系统厅级干部系列案成功解除留置；市长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二审自有期徒刑十三年改判九年六个月；受贿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核减近八百万元指控并打掉私分国有资产罪；房屋型贪污案认定犯罪未遂、仅获刑二年；亦有案件在刑期骤降的同时保住逾百万元财产，在职务犯罪有效辩护领域积累了扎实的类案经验与专业口碑。

依托全国知名刑事律所——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处理上万件刑事案件的实战积累，张家豪律师带领辩护团队集体研判、协同作战，坚持团队办案17年，已成功办理上百件重大刑事案件，并为当事人争取到无罪、不起诉、缓刑及大幅降档减刑等有效辩护结果。